中亚一些国家的穆斯林民族之一。自称回族,系迁居中亚的中国西北回民后裔。其迁居过程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8世纪末,清朝乾隆皇帝将居于伊犁河谷的回民安置于中亚。一次是1877~1878年陕西、甘肃回民反清大起义失败后,由起义领袖白彦虎率领余部迁居而去。人数约5000多人,最初住在七河地区(谢米列契耶),其后10年间又有一些甘肃籍回民,因逃避清廷迫害而陆续迁往。
现有人数约51694人(1979),分为两支:一支为陕西东干人,住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马山青镇、朔尔一提别镇与奥克提亚勃尔集体农庄,约22491人。一支为甘肃籍东干人,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德鲁日巴集体农庄与米粮樊镇,约26661人,其余散居在乌兹别克斯坦和阿拉木图、伏龙芝等城市。农村主要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城市中有些是工人和知识分子。所操语言为东干语,系中国汉语北方方言中的陕西方言与甘肃方言的混合,其中甘肃方言是官方语言,被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及学校。由于与其他民族杂居,中年人均能讲流利的俄语,有的通用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或乌兹别克语。东干人早先多不识字,只有少数人能用阿拉伯文拼写“小经”,以后又用过拉丁字母,1953年以后,推广使用一种与俄文相近的文字,并用这种文字刊印报纸、教科书及其他书籍。
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最初移居中亚时,逊尼派的陕西籍回民与苏菲派门宦的甘肃籍回民各行其是,以后逐渐趋同。现均属逊尼派,信仰虔诚,遵守哈乃斐学派教法。白彦虎在世时,东干人即在七河地区修建了40多所清真寺,均为中国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生孩子后请阿訇取经名。生活中严格禁酒,不食禽鸟飞鱼类,严禁吃猪肉。清真寺的阿訇有东干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他们在群众中普遍受到尊敬。东干人的名字男性一般为哈桑、阿卜杜拉,女的为法蒂玛等。姓氏则以“马”为主,按照中亚人习惯,男的称阿卜杜拉·马基耶夫,女的称法蒂玛·马基耶娃。100多年来,东干人既能与周围的民族友好相处,适应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又能将中国回族文化中的习俗、语言保留下来。如喜食面食,仍用筷子吃饭,食品也保留原来名称,如莲花白、黄瓜、凉粉、卤面、面片儿、馍馍、胡椒等。大多数东干人都能讲简单的汉语,语调中仍有纯朴浓重的陕西、甘肃方言和一些北方汉语成分。结婚时讲究嫁妆、彩礼、闹新房。
现在东干人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已有一些著名的东干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出版了一些著作,如“19世纪下半叶的东干起义及白彦虎在其中的作用》、《苏维埃东干史纲》、《现代东干语词汇统计、后缀统计与计量单位的语法特点》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国际学术界已将东干人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进行考察研究。
据1999年人口普查统计, 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人口为51766人, 在哈萨克斯坦为 36900人,两国共计约88700余人。乌兹别克斯坦东干族人口估计不会多于25000人。这样,中亚东干族总人口约有115000人,这一数字与东干族刚刚定居中亚的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增加了10倍。
从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口普查结果看,东干族人口的85%分布在楚河州。楚河州和比什凯克市的东干族人口是东干族人口总数的91%。另外一些地区的情况是:伊塞克湖州(主要是伊尔德克东干乡与州府卡拉科尔)有2948人,占东干族人口总数的5.7%。 也就是说,东干族人口的97%生活在楚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州。此外,奥什州东干族人口为742人(占东干族人口总数的1.4%), 纳伦州东干族人口为399人(占0.8%)。
Friday, May 14, 2010
Guo Gan / 果敢人

在缅甸掸邦北部,在中国云南西南的底端,在一个远离中原的地区,有一支汉民族已经在此生存繁衍了300多年。而这支汉人在缅甸境内被称为果敢族,1947年在缅甸立国的“班弄”会议同意加盟缅甸联邦政府的签字仪式,缅政府总算正式承认300年来不被接纳的果敢族为其境内合法少数民族。那这支汉人为什么会在缅甸境内呢?
最早来到这片土地的始祖,是一批追随明永历帝朱由榔残部的官兵,他们誓死不愿降清,便背井离乡来到了云南,并在这里繁衍生息了300多年。那他们又是怎么成为缅甸人的呢?原来果敢地区本属中国,是周恩来在1960年签署的中缅边界条约时把它‘让’给了缅甸政府。果敢的正式称谓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名义上归缅甸管辖,属于缅甸的行政主权范围。但直到现在为止,果敢使用人民币,说汉语,邮政、金融、通信、电力基本来自中国境内,电话还是云南区号。接受中国教育,使用中国教科书。缅甸政府只给予果敢族身份证但不给国籍,果敢族拿到的身份证背面特别注明:一、此证件丢失应立即向缅甸国家政府驻当地移民局申报,并立即申请补办,否则,政府将根椐有关法律处罚;二、持证人不属于本国国民,也不能作为出入缅甸军政府管辖区的有效证明。因此果敢族实际上在缅甸遭受歧视。
最早来到这片土地的始祖,是一批追随明永历帝朱由榔残部的官兵,他们誓死不愿降清,便背井离乡来到了云南,并在这里繁衍生息了300多年。那他们又是怎么成为缅甸人的呢?原来果敢地区本属中国,是周恩来在1960年签署的中缅边界条约时把它‘让’给了缅甸政府。果敢的正式称谓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名义上归缅甸管辖,属于缅甸的行政主权范围。但直到现在为止,果敢使用人民币,说汉语,邮政、金融、通信、电力基本来自中国境内,电话还是云南区号。接受中国教育,使用中国教科书。缅甸政府只给予果敢族身份证但不给国籍,果敢族拿到的身份证背面特别注明:一、此证件丢失应立即向缅甸国家政府驻当地移民局申报,并立即申请补办,否则,政府将根椐有关法律处罚;二、持证人不属于本国国民,也不能作为出入缅甸军政府管辖区的有效证明。因此果敢族实际上在缅甸遭受歧视。
Wednesday, May 12, 2010
Where had Qidan Been? / 契丹的下落
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以至于至今俄国人还是把中国称为契丹(Kitai)。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契丹人究竟去了那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
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据说,辽国灭亡的时候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
就在专家们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一个叫达斡尔的少数民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专家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
DNA技术揭开千古之谜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兴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契丹人究竟去了那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
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据说,辽国灭亡的时候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
就在专家们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一个叫达斡尔的少数民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达斡尔的传说
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
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专家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
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
DNA技术揭开千古之谜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兴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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